专访 | 创投会终审评委王庆锵:电影很大,什么都容得下 /


微信图片_20190930201854.jpg


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的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HAF)总监、项目评审委员,电影工业办公室(FIS)总监。同时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华语地区代表,和奈良电影节的顾问。


第三届山一创投会已圆满结束,我们专访了创投会终审评委王庆锵,聊到了电影市场的现状和青年导演如何找投资等话题。

山一创投会(THE ONE PROJECT )成立于2017年,旨在为更多女性议题电影剧本项目提供对接优质资方的对话场域,同时期待更多电影行业内投资机构意识到女性电影蕴含的艺术价值与巨大商业潜能。

山一:您参加过很多的电影节,您觉得山一和其他电影节有什么不同吗?

王庆锵我过去参加的电影节都是些比较兼容的电影节。山一不一样,这是一个女性电影节(展),目标比较明确,所以就明确有明确的好处,明确的话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它能够慢慢去发展。
 
山一:您以创投会终选评委的身份来到山一,请您总体评价一下今年创投会的质量和感受。

王庆锵:创投会跟电影节,就像飞机场,它们都一样。它们就一个目标,电影节放电影,创投会就是把投资人和电影人弄一块儿,所以结构上是一样的。今年送过来的电影项目,总体来说是不太成熟的,这十个作品里面只有一个导演是有过长片经验的。有一些剧本还在起步阶段,还是需要再打磨的。这是所有创投会都要面对的问题:送过来的项目不是很成熟。可能是创投会太多,所以现在有这个情况出现,现在青年导演用创投会来磨练自己的经验。
 

微信图片_20190930202056.jpg

     王庆锵在2019山一闭幕式颁奖典礼现场


山一:现在青年创作者的电影项目走创投比以前更难还是更容易呢?

王庆锵:以前容易一点。二十多年前,欧洲电影人对亚洲电影非常感兴趣,所以有个亚洲的项目,欧洲电影人看上,他们就马上就帮你找到钱,马上就开机。以前很早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山一:那是很早以前了吧。

王庆锵:现在就没有了,几个原因:欧洲人没有钱了;对亚洲项目欧洲人没那么大兴趣了。在中国内地就不一样,没有外国人过来,他们也不懂语言,他们很少会投中国电影,他们知道放钱进去,(给)比较文艺的青年导演作品是有一定风险的,大家都很小心。所以创投会都很像磨练青年导演功夫的一个场地。两个目标吧:找钱,不然就建立一个网络,电影不是一个人的活动,要很多人做,就建立关系吧。
 
山一:以前我认为一般是年轻的导演会到创投会找钱,去年章明导演的项目去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投会,他算得上非常成熟的导演,是不是成熟导演也会去创投会?

王庆锵:有的。
 
山一:这种情况反映了这个市场什么样的状况?

王庆锵:反映了钱不好赚,特别是你不是做比较商业主流的电影的导演,所以要去创投会。我们开始在香港做(电影市场)的时候,就会问大公司,有没有青年导演的作品送过来。老牌的公司不会将项目送到创投会里面,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创投会永远是比较独立的。内地有一点不一样,内地没有特别老牌的公司,所以空间是比较大的。要是说有一个十亿的项目都不会说送到创投会,投资太大,有人过来说给你两千万,你都不相信的。所以还是比较独立的,项目预算不会很高,预算很高就会很奇怪

微信图片_20190930202146.jpg

 从左至右分别是创投会终选评委:梅峰、王庆锵、沈暘

山一:您做过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策展人,可以基于这个身份大概介绍一下香港国际电影节(HKIFF)的整体状况吗?
 
王庆锵HKIFF就做的蛮好的,运气多于实力,当然你基础打的很好很重要,也是运气。然后能找到一些导演过来把项目给你,完成之后能够去重要的电影节,HKIFF的基础打的很好。像以前蔡明亮、许鞍华,韩国的奉俊昊、朴赞郁,日本的是枝裕和,项目送过来完成之后也能去重要的电影节,所以有些就是运气,有出现奇迹吧。刚才说马上找到钱,马上找到钱的就是那个菲律宾的曼多萨(Brillante Mendoza)。当时有三天时间,第二天结束之后他就走过来说“我找到钱了,我明天回去,马上开机了。”三个月后,电影就在戛纳了,所以大家就说HKIFF很好,这个东西要运气的,挺好的。
 
山一:它提供了一个场合吧。

王庆锵:真的是一个场合,另外是时间很好,时间很重要,特别是做电影市场HKIFF跟香港国际影视展同一个时间。这个展是在三月举行,在柏林和戛纳之间,那是最好的时间。因为所有欧洲人都会来亚洲谈生意,然后就在戛纳签合约,所以那个时间是很好的,完全是命的,就出来了。还有就是American Film Market(美国电影市场展会),以前它们是在二月,它们跟米兰电影节是有仇的,AFM在十一月,把米兰国际电影节市场给打“死”了,弄“死”之后二月空档就出来了,然后二月的柏林电影市场就出来了。以前香港的电影市场是在6月,6月是最差的时间,因为在戛纳之后,欧洲人不会再去,也没有钱,钱都在戛纳花光的,现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在10月,也是很差劲的时间,因为北美太多这样的活动。真是自己控制不了的,所以需要运气。
 
山一:创投会越来越“热”是不是意味着越来越多人在加入电影行列?

王庆锵:是,现在当导演好像是比较荣幸的一个行业吧。在我长大的时候只有疯子、家里面没人管的小孩才想要去当这个,叛逆的人才想去当(导演),娱乐事业嘛。
 
山一:您怎么看现在越来越多人想要去当导演这个现象?

王庆锵:这个现象,没所谓,看你做什么导演。我是喜欢拍电影和我是喜欢做导演,这是两码事。做导演的话,剧本一来就开始拍,很享受在片场的感觉。喜欢拍电影不一样,要是这不是我的东西,我的电影,我就不会拍的。所以就有一点不一样,电影很大,什么都容得下,矛盾的东西也容得下。
 
山一:那您怎么看许多香港电影人北上来大陆找投资的现象?

王庆锵:拍电影是需要钱的,大陆找钱就比较方便,大家来自同一个文化,很正常的。东南亚就没有什么很好的文化,就会去欧洲找钱。马来西亚华人导演很难进马来西亚主流电影工业,所以就很难找钱,就去欧洲找,因为你做的事情需要钱。
 
山一:香港的年轻导演是不是也会去参加创投?

王庆锵:也有。每年我们的HKIFF找政府拿钱,政府说必须有5个香港项目。这五个香港项目很难找到的。

山一:是数量少还是质量不好?

王庆锵:两个都有。以前八九十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香港政府要想有香港电影文化,得多投一点钱,应该从今年开始钱就多一倍,然后青年导演就会向政府多拿一点钱。
 
山一:现在普遍认为香港电影市场是在往下走的一个状态。

王庆锵:当然,以前香港八九十年代,600万人口每年出200多部电影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了,好的就是奇迹,坏的就是灾难,奇迹和灾难都有结束的一天。奇迹只有一次。现在香港电影人看电影都回不了本的,只有向内地找钱,(比如做)合拍片,不然政府多给一点钱,扶持香港独立电影,没有第三条路。
 
山一:香港青年导演和内地青年导演面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王庆锵:不一样的。国内比较好,国内有历史,地大物博,土壤比较好。香港从来就是在英国的管制下,就是个商业社会,有点浮光掠影、表面风光。

微信图片_20190930202154.jpg

王庆锵在山一创投会现场

山一:从题材上来看,您觉得山一创投会的十个项目有没有呈现出一些趋势?

王庆锵:(题材)比较多样性。
 
山一:山一创投会的十个项目里有类型片吗?

王庆锵:有我觉得有,但好像对跟导演说导演不承认,他说“你看错了,我这个不是”,所以我觉得是青年导演认为,我利用这个类型的包装,说我要讲的这文艺的东西,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山一:在创投会路演中,我们发现很多选手的作品会把焦点放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上。

王庆锵:很多青年导演第一个作品就是从他们自己的故事开始,所以就难免如此。以前我见过一个大陆的导演,他做了第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关于他自己的,然后问他你下一个作品怎么样,他说我做这一个就够了,不过很多年之后他要完成另外一个,所以都讲自己的故事是很自然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就是你看你做的好不好,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山一: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太少去考虑作品和观众的连接,或者说跟市场的关系。

王庆锵:从外面看可能有这样问题,可能从导演那方面看,他觉得没有问题,觉得我的故事很特别,肯定有人去看。
 
山一:有一些项目选择了比较激烈或者沉重的事件,从创作的层面看,您怎么看待这种状况?

王庆锵:从外面看,多一点距离比较好。你到现场也好一点,如果你太紧张的话,你要把从自己心里挖出来的事情交给别人,演绎出来,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话就很难受,所以你需要(和听众)建立一个距离。
 
山一:您认为影视行业中存在男女不平等吗?

王庆锵:是不平等的,这个问题首先是存在的,而且问题很大。
 
山一:所以女性创作者去找投资的时候,相比男性创者确实会面临一个不太一样的待遇?

王庆锵:因为两性不平等的关系,所以女人可能工作中需要去保护自己,比男人需要多一点。
 
山一:对山一创投会的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王庆锵:就是明年最好是两个女评委一个男评委,这样比较好。


媒体嘉宾注册 市场嘉宾注册